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 –
作者：阿兰·莱特曼 2004-10-31 11:31:10
博客中国(Blogchina.com) 原始出处： 世纪中国
译者简介：吴万伟（1967–）男，河南洛阳人，1987年洛阳师专英语系毕业，1999年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现在是武汉科技大学外语学院讲师。学术方向：翻译理论及教学
多年以来，我的妻子和孩子已经习惯于看到我身不由己、漫无边际的遐想—也许在乘车途中，也许在听女儿讲故事时候，也许在自言自语的时候。他们说我的面孔舒展、双眼呆滞，我已经离开他们了。我成了一个不在他们身边的父亲或丈夫，一个毫无用处的人。作为整天与思想和书籍打交道的学者或作家，他们的生活是非常自私的，因为他们很难完全放下心中的问题，总是在工作，让家人和朋友跟着遭殃。所以，我想从一个更大的角度来探讨这种生活，为知识分子开脱几句。简单的说，就是知识分子在整个世界中扮演什么角色？我希望长期受到折磨的家人和朋友这个时候也在这个房间听我为自己辩护。
首先我想讲谈一谈两位著名知识分子说过的话，一位是过去的拉尔夫·华尔多·爱默生，一个是现在的爱德华·萨义德。接下来描述一下公共知识分子的分层结构以及随着层次越来越高责任逐渐增加的状况。最后简要描述一下近来很特别的一种现象—具有理科专业背景的人成为我们公共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
爱默生的知识分子
150多年前，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在他的著名的文章"美国学者"中讲了知识分子的意义和功能，演讲的地点就离我们现在坐的位置不远。（1837年在Phi Beta Kappa society联谊会的演讲 译者注：美国大学优秀生和毕业生的荣誉组织）
爱默生提出了"一人"的概念，用来指一个完整的人，或体现人类方方面面的潜能和现实的人—一个农夫，教授，牧师，学者，士兵，工程师，政治家，艺术家。（如果爱默生活到今天，他肯定用得上"一人"这个词。）知识分子就是这样一个完整的人，一个总在思考的人。
爱默生的知识分子尽管从前人的经验中获得丰富的知识，但是并不局限于书本，他的最重要的活动是行动。坐而论道是懦夫的行为。
爱默生的知识分子不仅拥有前人丰富的思想，传播这些思想，同时还创造新的思想。他是"世界的眼睛"，其思想不仅仅要在知识分子同行间流传，还要传向普罗大众。
爱默生的知识分子做这些并不是出于对社会的责任感，而是在尽自己作为完整的人的义务。公共行为是一个完整的人的重要一部分。
萨义德的知识分子
带有很强政治色彩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解释是几年前哥伦比亚大学爱德华·萨义德在名为"知识分子代表"的系列讲座中提出的。(1993 Reith Lecture)
在萨义德看来，知识分子生活中的任务就是增进人类的自由和知识。这个任务常常意味着站在社会极其机构之外，积极打破现状。与此同时，萨义德的知识分子是社会的一部分，应该关注尽可能广泛的公共事物。因而，他们不断在个人和社会之间寻求平衡。对个人理想的追求为他们提供了必须的动力，但与此同时，这个理想又和社会的整体利益相联系。
萨义德的观点提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知识分子如何做到既站在社会之外又站在社会之内？他们如何能在个人的兴趣和公共利益之间寻找共同的基础？知识分子又如何能在遵循一些不变的基本原则的情况下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问题？
公共知识分子的分层结构
让我来为自己的"公共知识分子"概念下一个定义。"这样一个人常常是受过某一专业领域如历史，语言学，生物学，经济学，文学批评等的正规训练，在学院或大学当老师。当他决定为本专业领域之外的更广泛公众演讲或写作时，他或她就成了"公共知识分子"。
第一级：面向公众的演讲和写作全部是关于本专业的东西。这种文本特别重要，用良好、清楚、简洁的语言解释国债是怎么回事，癌症基因的工作机理，或任何专业领域的东西。这一级的最新一本书是布莱恩·格林（Brian Green）的《精确的宇宙》The Elegant Universe讲的是关于物理学的分支线性理论的。
第二级：面向公众的演讲和写作是关于自己的专业内容以及这些专业内容与现实世界的社会、文化、政治的联系。这一层级的科学家的著作可能包括许多传记材料，以及对社会的关注，对科学文化的人类学研究。例如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的《双螺旋》（The Double Helix）或者 斯蒂文·温伯格（Steven Weinberg）在纽约时报书评专栏上的有关科学和科学文化的文章。杰拉德·厄雷（Gerald Early）的书《文化碰撞》连同关于职业拳击中种族问题逐渐消失的文章等都属于这一类。此外还有斯蒂文·平克（Steve Pinker）一年多前在纽约时报上的专栏文章，谈论克林顿总统在莱温斯基丑闻中所用语言的深层含义。
第三级：只限于受邀请者。这个知识分子已经上升为一个象征，代表的东西已经远远超过他最初的专业领域。人们邀请第三级知识分子对众多公共话题发表演讲或撰写文章，虽然这些话题不一定与他最初的专业或专长有直接的联系。爱因斯坦在1919年出名以后，应邀到处发表演说，话题涉及宗教，教育，伦理，哲学，世界政治等。爱因斯坦已经成为温和理性和人类美德的象征。格洛里亚·斯坦汉姆（Gloria Steinheim）成为现代女性主义思想的代表，莱斯特·梭罗（Lester Thurow）则成为全球经济的代表。
其他一些我认为应该属于第三级知识分子的当代人包括：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卡尔·萨根（Carl Sagan）爱德华·威尔逊（E.O. Wilson）史蒂芬·杰·古尔德（Steven Jay Gould）苏珊· 桑塔格（Susan Sontag）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卡米尔·帕格里亚（Camille Paglia）等。在我看来，我们的另外两个会谈佳宾杰拉德·厄雷（Gerald Early）和 斯蒂文·平克（Steve Pinker）已经进入第三级，或者正在进入第三级的过程中。
当然，这些不同的等级和类别不象我区分得那么清晰，他们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
责任
一个人可以缓慢地，不知不觉的向上移动，达到我描述的不同等级。但是我主张人们应该意识到这个移动，特别是意识到不断增加的责任。在进入第三级时尤其要谨慎和充满敬意，这里责任最重大。公共知识分子常常谈论一些自己专业领域以外的东西。有些人会拒绝这样的邀请，另外有些人愿意接受加在他们身上的责任。爱因斯坦就担负起了第三级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他在本质上是一个内向和害羞的人，同时自信心十足，对自己的成就有清醒的认识。
这样的人必须小心，要意识到自己知识的局限性，要承认有个人偏见，因为他被邀请向整个思想界讲话，他必须认识到他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可能产生的后果。在某种意义上，他已经成为公共财产，因为在公众看来，他代表的已经不仅仅是他自己，他已经成为一种思想，一种人类的奋斗。他有巨大的权力对社会施加影响、让它发生改变，他必须满怀敬意地行使那个权力。
当史蒂芬·杰·古尔德（Steven Jay Gould）被邀请就最近堪萨斯判决要求科学课堂上必须同时讲授进化论生物学和上帝造人学说发表见解时，或者当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被邀请向全国报界俱乐部发表言论自由的演说时，他们已经被要求承担更大的责任。他们是公民一分子同时又是全社会的仆人。他们是个人思想家但是他们的思想也溶解，升腾，并和在他们面前思考、想象、奋斗的人们的精神汇合。
最近的趋势
我想用简要的几句话，即公共知识分子地理分布的最新特征结束本文。
我想至少有一部分的解释。多年以来，科学家花时间为普通公众写文章被认为是个禁忌，一个专业污点。这样的行为被看作是浪费宝贵的时间，一个软性的活动，甚至女权活动。科学家的本职工作是探索物理世界的秘密。做任何别的事情都是浪费时间，在沉默寡言。
但是这个潮流在1960年代开始发生变化，伴随着如下书籍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的《物理定律的特点》（The Character of Physical Law）和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的《双螺旋》（The Double Helix）
奥立佛·萨克斯Olive Sacks的《偏头疼和觉醒》Migraine and Awakenings
刘易斯·托马斯Lewis Thomas的《细胞生命的礼赞》Lives of a Cell
史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的《自达尔文以来-自然史沉思录》Ever Since Darwin
卡尔·萨根Carl Sagan《伊甸园的飞龙》Dragons of Eden
雅各布·布罗诺夫斯基Jacob Brownoski的《人类的攀升》（又名《科学进化史》）The Ascent of Man
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的《宇宙波澜》Disturbing the Universe
斯蒂文·温伯格Steven Weinberg的《最初三分钟》The First Three Minutes
这些畅销书由在各自领域拥有绝对权威的大牌科学家撰写，使得为公众写作成为科学家值得从事的一项活动有了合理的解释。当我自己在80年代早期开始发表文章时，我就清楚我是受了托马斯，古尔德，萨根等人的影响。
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看到科学家撰写畅销书的高潮的出现，这些作者的一部分将进入到我所描述的第二级或第三级公共知识分子行列。
我想就我自己的情况再说几句：我最初的职业是个物理学家，但是我从青年时代起就一直对人文科学和艺术有强烈的兴趣。在70年代中期成为哈佛大学天文学副教授以后，在70年代后期开始撰写科普文章，杂志文章，和百科全书文章。那个时候，科学界对这种软活动的诋毁是实实在在的，我能感觉到。但是在卡尔·萨根的激励下，我在康乃尔大学花了数年的时间写这些东西。
到了80年代，我的公共活动转向撰写科学对人类影响的文章，在90年代，撰写以科学心态为基础的小说。我的下一本书将完成最后彻底的飞跃，该小说是关于美国对速度，效率，金钱的过分的迷恋，以及这种迷恋对我们的思想和精神方面产生的影响。该书没有一丁点儿的科学内容，但是我认为它是我生活所在的世界和这个世界的心态促成的。
译自："The Role of the Public Intellectual" by Alan Light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