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一种社会关系的象征(杰姆逊访谈录)–horan (骆驼)

科技——一种社会关系的象征(杰姆逊访谈录)- –

                                      

原始出处: 文化研究网

  :给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在你的论文中,你谈到"后现代多维空间"已经超越了个人的观察和认知能力的范围,我们的思维或许不能"描绘跨国的、去中心的全球性宏大关系网络,作为独立的主体,我们发现自己正陷在其中。"我认为在八十年代初,你对资本主义新的"世界空间"的描述是一种全新的描述。十七年后,你又是任何看待这些发展的前景的呢?

  杰姆逊:我认为那时我所说的"跨国的"这个词非常有特色,因为在那时候,被我们今天称作"全球化"的这一现象尚未充分的显露,而描述这一现象的新词也没有出现。我想对我那时的描述补充一点的是后现代性和全球化是绝对不可分离的。全球化是后现代性的另一个方面。尽管后现代性的一些特点,比如"空间性"和"不可描绘性"趋于全球化这一方向,但我想在当前,全球化这个词和这一现象能使我们更好的理解后现代性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并且知道后现代性,准确的讲,就是全球化的文化。

  :在后现代的话语中,许多理论是有关主体性这一概念的,尤其是有关去中心的主体性这一概念(比如福柯和德勒兹)。与此同时,对主体来讲,掌握全球化整个体系的新的可能性是否已经出现?

  杰姆逊:福柯或德勒兹的理论都和我的第三点主张相近,即:主体性的不可表现性。我不敢确定"去中心"是否必然意味着哲学上的某些东西。当我们将意识和中心主体性抛在脑后时,福柯仍保持着一个现代主义者的姿态,对我们所获得的语言的无意识持有非常玄妙的美学观点。德勒兹对主体性以这种去中心的方式被传播有着更为有趣的理解,但我一直认为去中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对去中心的孤独主体的个人主义的表现。另外一种是集体的表现。随着全球化以及科技的发展,我们现在似乎能更好的理解主体是如何并未真正的消解,而是将自身扩展到其它主体间性的巨大网络中这一点的。实际上,甚至单独的主体性本身就是一种集合现象。因此,我想推动当代对后现代主体性的描述向着集体表现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向单独的、去中心的主体方向发展。

  :对"分裂的主体"的理解是描述主体间性过程的进一步尝试。你是如何理解这一点的?

  杰姆逊:这是人们必须关注的另外一件事情。在法国,在结构-心理分析盛行时期,非常有用的一点是超导者开始谈到主体位置这一概念。于是乎,人们突然间意识到我们每个人都占据着许多不同的主体位置。比如在政治上,美国的一个黑人不仅仅是黑人,而且或许还是一个女性,具有性别方面的特点等等。我们都占据着许多不同的主体位置。我发现这也是非常有用的一种描述。

  :你一直在试图描述晚期资本主义时期中的美学表现的"逻辑"。在金融资本中,这样一种新形式的表现是如何发生作用的?

  杰姆逊:我认为这种表现已转向到"抽象"的概念上。抽象在现代主义时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种抽象正如立体主义等派别的抽象一样,是从可视物体中获得的抽象。我认为,由于金融资本的作用,我们现在拥有一种新的抽象形式,这种形式就是对现实的抽象。后现代转向现实主义艺术,而没有转向现代艺术的这种表面上的回归,不是一种远离抽象的运动,而是转向全新的抽象类型——形象的抽象——的一种运动。在我看来,这已成为后现代艺术的核心问题和现象。这是为什么这种抽象不复存在于语言艺术中,而是存在于视觉艺术和空间艺术中。

  :在你早期使用的词语中,有一个词叫做"认知绘制"。在当今,你会发现一个共同的趋势是构建模型和模拟。你能对此给予评价吗?

  杰姆逊:我认为这里绝对存在一种联系。或许我最初使用的这个词选择的不很恰当,因为我们确实要绘制地图。但我的观点是地图在认知上讲是不可绘制的,因为它本身不是真正的表现,而是表现的替代品。你谈到的所有这些模式都是用可见的东西来克服语言表现所产生的问题。

  我最初所说的全球性的绘制是指这种新的系统是如何将经济上,甚至政治上和社会上看似过于庞大的东西连接在一起。人们对在单一国家时期或是帝国主义网络时期中事物是如何运转的或许会有较为满意的答案。人们可以亲眼目睹它们或将它们挑出来,做成更现实主义的模型。或者以现代科技而不是后现代科技为参照。现代科技是可见的,比如发动机、飞机等。但计算机技术是不可见的,人们无法以它为参照。科幻小说的作者们——我想人们知道"网络小说",它们非常有意思——力图克服这一新的全球网络化世界的不可表现性。象所有的艺术作品一样,其中有成功,也有失败。

  :我想回到你对抽象的理解这一问题上。在当代的文化生产中,我想人们可能会注意到"超美学"各种不同的趋势。一件艺术品生产的本身就是这件艺术品的主题。你对此是如何理解的?

  杰姆逊:我想人们应该把这个与现代作品所谓的自省性加以区分。这种自省性经常关注的是作品,并且经常将作品本身视为艺术作品。这样做是因为,作为客体,作品处于某种社会的隔离中,它们不得不为自己进行宣传,将自身作为新的艺术作品。现在,艺术作品本身的框架被解体。它被化解到世界中。因此,艺术中占主导地位的将不是绘画,而是类似设置的一些东西。这包括现在越来越多的空间艺术作品,它们扩散到作品以外的世界中,并且没有把内在的、独立的审美艺术作品同它所处的外部世界进行区分。真正需要考虑的是——这也不是什么新的观点——作为客体的艺术作品的解体以及它向外部世界的播撒。

  :你曾经写到科技是其它别的事物的象征。但另一方面,你又分析了由新科技带来的新的层面上的抽象。你能对此在进一步的进行解释吗?

  杰姆逊:以前的许多观点经常将科学或技术作为某种最终的决定因素。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因为我们总是私下里——或许自己并没意识到——把科技看作社会关系的一种象征。象征可以有多种,尤其在现代时期,汽船、汽车等是巨大能量的代表。今天,计算机技术是网络的代表。但我认为,它也意味着人类关系的一种新的模式。为了发现科技描绘中所包含的相应的社会关系的象征层面,人们对科技描绘必须经常加以关注。

  :顺便问一个问题,你对因特网是如何理解的?

  杰姆逊:它当然是一种新的集体性的出现。什么样的集体性,人们如何利用这种集体性,对这些我们还不清楚。我们正处在过渡时期,处在新事物兴起的时刻。这使得各种各样的事物成为可能,而这在现代时期是绝对无法想象的事情。这种集体性具有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时间性,一种取消空间的瞬间性。它使金融资本、货币转让成为可能。但它也使各种集体关系成为可能,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以前,如果谈到集体性,你会想到许多人聚在一起,或者通过无线电联系在一起。但现在却是一种全新的关系,我们尚未知晓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是好还是坏。

  :一些文化科学家们谈到后现代性的终结和"现代技术"文化的诞生,这是一种以新的科技和整个社会科技关系系统为基础的新的文化转换。如果你读一读WILLIAMGIBSON新写的小说"明日的集会",你就会发现GIBSON对所谓的"科技特性"这一概念非常着迷。这个概念是有关人工智能的发明及其对社会产生的尚未知晓的影响的一个非常具有推测性的概念。

  杰姆逊: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最终的现实是经济的和社会的现实。这就是为什么我把那种科技上的赞美也看作某种象征。当人们说后现代性已经结束了,他们是指与一定艺术类型或风格有关的后现代主义已经结束。显然,随着时代的变化,某些后现代主义已被淡忘。但我想说的是象这种以科技为表征的后现代性才刚刚开始,GIBSON描绘了其中的一部分并力图通过艺术将它表现出来。

  :你提到了经济与科技之间存在着矛盾。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对科技潜力的实现越来越成为一种限制。你对科技的理想寓意是如何看待的?

  杰姆逊:当然,关键词是"矛盾"。任何体制,尤其是我们的体制,都知道自身存在的特定的矛盾,然后力图去解决它。这种解决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前进的力量试图以集体的方式去解决它,其它力量试图以资本的方式解决它。这里关键的一点是信息具有私有性质。但在网络化时代的今天,人们很难获得知识产权。这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非常基本的矛盾。国家必须通过国家力量控制信息的所有权,否则,这种所有权变成一种力量,打破现有的秩序,并以某些方式最终废除这种私有特性。因此,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矛盾,它很难被解决。
        
  科幻小说理论的情境转移

  我对前两本书总体结构的评论是它们能让我们对欧洲和美国的科幻小说评论的状况进行比较。DEVOS的这部全集不仅包括来自比利时,而且包括来自英国、法国、德国、瑞典和其它国家的学者用英文、法文、德文以及弗莱芒文写的文章。第二本书收集了1983年4月在加利弗尼亚大学召开的第五届科幻小说大会上发表的论文。显而易见,两本书的根本区别是前者覆盖了更为广泛的话题,而后者收集了在研讨会上针对一个单独主题所发表的文章。在旧的科幻小说和新世界的科幻小说之间仍存在一种根本的区别,即:欧洲人抛弃了庸俗的传统,觉得没有必要为评论活动而写作,他们根据学术上公认的不同类别——科幻小说的符号学,文学类别的"前历史"(文艺复兴文本、俄语、西班牙语的乌托邦和科幻小说文本)等处理不同的文本。他们也关注瑞典的科幻小说和英国的乌托邦传统,关注GRANVILLE的作品中"最后的人"的主题,关注一系列兴趣不同的作品,包括:倡导农民生产模式的伟大的俄罗斯理论家CHAYANOV所写的农民乌托邦,KASACK在1947年所写的哲学著作DIESTADTHINTERDEMSTROM以及HESSE的作品DASGLASPERLENSPIEL。DeVos的这本书还包括对MARTINSON写的ANIARA这部作品不十分全面的介绍,以及包括许多关于DavidLindsay、DorisLessing、Dick,、Calvino和Lem等人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尤其是在JONATHANBENISON写的关于BALLARD的文章中,人们找到了后结构主义的余音。除此之外,它们超出了纯粹的评论-欣赏范围而进入到意识形态的分析,正如在E.E.Smith所写的一篇广为传颂的、有关法西斯认知思想的文章中展现的那样。但是除了迪克(欧洲人把他奉为圣徒,他看起来象BORGES和WILLIAMBLAKE一样有文学素养)以及除了对美国和英国科幻小说作家的几次插入的访问(这在这里似乎看起来很不寻常)之外,科幻小说源于娱乐和大众文化的"原罪"这一事实,并未在这里充分展现,因此在美国科幻小说评论中,尤其是在对娱乐和商业媒体(或倒过来说,科幻小说在学术上转化成"伟大的文学作品")这些"严肃产业"的好莱坞式的肯定中经常出现的防御性不复存在。这些特性,我可以确切的说,只残留在SLUSSER-RABKIN的文集中,尽管我一会儿要谈到这一点,但这本著作对"硬科学"的关注,在我看来,似乎仍然受到了科幻小说是否有理由作为一种焦虑形式这一问题的困扰。

  比利时的这本选集激发了各种不同的复杂情感:我希望那些被谈到的瑞典和俄罗斯作者的作品能被翻译成英文;我欣慰的发现LESSING的小说以它应有的严肃性被人们讨论着,即使这些讨论并没有唤起人们立刻重新开始讨论冗长的"CANOPUS"系列的渴望。在考虑到人们不太熟悉的英国材料时,我可以不用讨论HESSE或提及HUXLEY和ORWELL。一次象征性的女权主义研究(有关RUSS和TIPTREE)是远远不够的。尽管我很高兴的发现人们对LINDSAY给予很大的关注(比如,在AVOYAGETOARCTURUS中,有关音乐意义的饶有兴趣的材料),但是在这里,越熟练的把这本书中的讽喻意义挑出来,人的失望感也就越强烈——甚至只有了失望。(我恐怕在读类似有关DICK的文章时会有同样的感受:但DECUYPER的关于整个艺术作品的短篇文章却是一部杰作。)

  我的感受是这些文章描述了一种轨迹,这种轨迹从我所说的那种"结构主义"或"符号学"开始,滑向后结构主义,在我看来这本身是非常有意义的。"符号学"的文章预见性的越过了一般性的努力,致力于为科幻小说下定义,或者描述其特点。这些——连同两个明显的例外(BEN-YEHUDA对神秘学所做的许多贡献)——在某种程度上令我感到很厌倦,这使我思考是否值得将这种探询继续进行下去(除非它被某种真正的需要或危机唤起:见下文)。其中的一个例外是SUVIN的一篇关于暗喻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将他的"认知疏远"理论扩展到叙述与修辞格微观系统之间的联系(这篇文章将在他即将出版的选集科幻小说中的位置与假设中重新登载)。另一个例外是编辑的自身贡献,他没有为MARYSHELLEY的富兰肯斯坦这一类作品争取典范的地位,而是为她的最后的人这类作品力争典范地位。DEVOS的观点或许不是清晰明了,但却有一种探求的本质,这使我从一个较为被人们接受的符号学理论转向我所说的一种科幻小说文本的后结构主义的框架,这种框架,无论有什么样的理论参考——心理分析、解构、力量、精神分裂分析和幻影——就我们的时间在我们"系统"中的历史独特性而言,将呈现这些理论。这种视角显然包含了一种转向,即从所有的科幻小说类文本一般所具有的共性转向对特定的、美观的文本结构所展示给我们的当代结合,尤其是对它所展示给我们的自身的形象和幻象世界的关注。我曾把BENISON写的有关BALLARD的文章作为这方面一个特别典型的实践提及过,这篇文章运用了大量的理论参考(BAUDRILLARD是主要的),在我看来,这些理论对BALLARD而言,比对那些象LEM或CALVINO这类自我哲学意识很强的作家更合适。(或许我应该用一种不同的方式表达这一点:即BENISON的理论化本身接近一种科幻小说的状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它更象LEM或CALVINO那样接近"哲学式的"科幻小说,而BALLARD则不同。)这些理论说辞没有一个能在那本较为严肃的美国选集中找到与之对应的说法。

  正如我所说的那样,这种后结构主义包括一种历史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当代科幻小说文本和当代理论提供的一种接近我们当前独特的宇宙的特有方式。但我现在也必须说明的是,这本美国选集的书比这更加真实,它以一种更明显的方式根植在当前历史中(或许是一种不同的当前历史),这尤其是因为作者是当前的,读者很快认识到科学的地位这一问题是一个实际的问题,它将对未来的作品产生影响。这并不是说主题要特别的时髦(尽管BENFORD的出现和他的作品——在这段时间以来成为典范——连同越来越多的其它书籍一起,逐渐的使读者最终相信"硬"科幻小说当前正在开始复兴)。但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为新的问题的出现提供了一个崭新、有趣的视点(新的问题通常是理论讨论的最有趣的结果)。如果仅仅是因为新的"硬"科幻小说(还是BENFORD)同黄金时代的小说类别很少有相似之处,而新的"软"科幻小说同那个时期的小说的相似之处更少的话,那么人们想立刻说明的是,它不是旧有的争论的一种再现。然而,奇怪的是,尽管在这些讨论中出现一些新的区别(BRIN提醒我们在"科学的"科幻小说和"实践的"科幻小说之间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区别),但另人惊讶的是,在其它领域中对科学的讨论中(在科学的历史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在科学模式同哲学或历史学的关系问题中),对看似重要的生活事实却很少提及,即:对今天的科学本身的特点和运行中的"伟大的转换"的概念的提及。实际上,这一观点以两种形式出现:一种是今天人们追求的科学在本质和运行方面同实证主义鼎盛时期的科学截然不同,更不用提牛顿或迦力略;另一种是科学一直是以这种方式被人们实践着,但它的这种"无序的"特点到现在为止被一系列的科学的哲学或伪哲学思想所遮盖(实证主义只是其中最臭名着著的一个)。如果这些观点中的任何一个是这样的话,那么或许"科学的"科幻小说的演变和转化将和它们一起被阐明。(确切的说,SLUSSER-RABKIN文集的一些作者确实注意到对科学的当代描述的主要特点,即科学的共性、科学的社会基础这一事实;但显然这一事实本身自1662年英国皇家学院建立以来已经大大的发生了变化。)

  我发现这个研讨会的重点有些模糊不清。一方面,它本应该吸收进被我早先贬低的一些欧洲的观点——尤其是对"硬"科幻小说叙述话语的"符号学"的注意以及对这种话语如何产生效果的注意,这些肯定同幻觉有一定的联系(正如在历史小说或历史电影中那样,我们必然会感到在文本之外存在着尚未被人们认可的"规则")。但我主要想指出的是,在JAMESGUNN的"硬科幻小说的读者"这篇文章中所反映的立场,其防范性有点太强了,这篇文章首先预设了一个由异类的读者组成的充满敌意的观众群体,然后文章以一种不得不有的歉意的口吻从"科学的"角度娓娓道来(不管作者写的多么具有挑衅性)。但对我来讲,我不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模式:我所做的类推将会在转向"正统性"的马克思主义中引发一些争论,尤其是BRECHT的观点("原汁原味的思维",一种庸俗的方法),这意味着即使新马克思主义的最深奥、最难以形容的形式也必须要坚持"庸俗"马克思主义或"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才能保持马克思主义的本色。在科幻小说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东西。我想指出的是,即使对"软"科幻小说的最忠实的读者——即社会学的科幻小说,"新一代的"美学,从DICK到现在的"当代作品"的读者——他们也不得不坚持传统的"科学的"科幻小说的核心,其目的是保持科幻小说的特性,而不至于使其消解在文学、幻想或其它的文体中。

  真正的科幻小说给我带来的快乐似乎是在于体验它的发现的过程,即伟大的推理(是归纳法还是演绎法,我不记得)——这种过程决不象人们想象的那种同侦探小说解决问题的形式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在BRUNNER的全蚀,或LEM的伊甸园、不可征服等作品中,都有情节高潮的时刻,在CLARKE的与RAMA的聚会中,有人们甚至可以推测的作品高潮。所有这些,我认为,都包含一种对科学发现的模仿,尽管细心的读者将会在我提到的所有书中都注意到了这一点,这是一个发现陌生生活的本质的问题(对自然法规规则的发现似乎不起作用,至少对我来讲不起作用)——或许那是一种欺骗(一会儿我要重新谈到这一点)。但或许这一类内容解释了为什么我发现工程与科学的区别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因为前者的"解决办法"同后者的"伟大的推理"在外观上看起来如此不同(如果NIVEN被归在工程的类别中,那么显而易见我也会这样做的,尽管上帝的小毛病同我在先前提到的"发现小说"也有着一脉同源的关系)。无论怎样说,我赞成这种讨论,这种讨论既是个人式的(因为它必须从我们对不同种类的书的反映开始),又是亚理士多德式的(因为它确实非常确切的提出了种类这一问题,不管提出的有多么笨拙)。

  然而,"种类"或形式的多样性这一概念将会帮助我们摆脱掉时刻给EATON研讨会构成威胁的二元主义——在这不可避免的时刻中,人们探寻"硬科幻小说"的"反面"(并在不同的地方找到了它)。会上的投稿者充分的意识到他们一直深陷的(或被安排的)进退两难的这种境遇,他们对此抱怨、担心、试图摆脱,但却知道这最终将会使一切退回到另一种"两种文化"的讨论中——其中最无伤大雅的是"科学"对"人文社会科学"讨论,最触目惊心的是POURNELLE推崇的暴力对LEGUIN所赞扬的人道主义以及所有的反城市化、反科学的偏见(但还是让我们暂停下来为她言其所言、行其所行的不懈的努力与好战而喝彩)。BENFORD的政治排序计划(左翼/右翼,极权/反极权)是一种展示所有这一切,并揭示其政治寓意的有趣方式;但他最后阐明的是所有这些二元主义(包括软/硬科幻小说),基本上讲是一种思想意识——是一种思想意识上的进退两难——在这样的境遇中,我们应当拒绝为自我定位。对待这种二元主义的另一种更加黑格尔式的方法是SLUSSER的方法,这种方法在他的文章中被提出,并综合两个彼此对立的角度采取了一种复杂的辩证立场。这有助于对尚未解决的争论做一个最全面的评价;但这也不可避免的指引我们走向一种综合(BENFORD),而这种综合并不是所有的读者都对它满意的。

  我不得不略去许多值得一提的文章(有关城市、计算机、LEM的信息理论等文章),但是我却想选出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似乎能把我们引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第一篇文章是ALKON写的关于十七世纪的"大众科学"或"宇宙学"的一篇非常好的"考古学的"文章,ALKON开始提出话语本身这一问题(以前曾被提出过,但又被拖延了)——这一问题指的是一个看似科学的解释却基本上具有叙述的特点,比如地球的神圣理论(1681)的作者BURNET的作品。第二篇文章是HUNTINGTON写的一篇很直白的文章,HUNTINGTON将"硬"科幻小说的整个问题返回到它在科学思想体系中所处的确切位置上去讨论。最后一篇文章是PHILMUS对LEM的"控制模式"写的一篇专题研究的文章,在我看来,这篇文章似乎把我们引向了PHILMUS原本无意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我已经在这里提到过——比如有关硬科幻小说内容的符号学地位等。这一类的科幻小说不可避免的包括对"意指"这类事物的构建,意指是要求读者向外投射的某种外部现实,尽管LEM认为"意指"是难以决定的、难以知晓的。但是作家必须巧妙的将这一可恶的工具同语言结合在一起——这当然包括了一种欺骗,不管是美学上的、表达上的还是思想意识上的(HUNTINGTON在谈到"冷漠的等式"的思想见解时,揭示了这一点——宇宙的规律是固定的,人类无法改变它——他写到:"毕竟,‘在宇宙中'有一个人能改变这些事情,那就是作者自己")。这种"意指的"建构的美学问题同文学的存在主义的一些问题有关(最明显的是,同萨特的恶心的结构相关,萨特的这部作品不得不用词汇表明它们不起作用);或许在LEM的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末的作品中叙述的消失(象恶心的"无情节"一样)是对这种美学困境的一种认可,在这种困境中,人们必须用"感觉"构建"意指",用语言构建语言和思维无法呈现的某种非语言的"现实"。无论怎样,我所说的困境是一种美学和语言上的困境,同时它也是一种历史的困境;它发生在某种文学类别中的特定时刻,因此应该将我们注意力既转向历史,又转向作为"话语"的科幻小说(确切的说包括"硬"科幻小说)的种属问题上来。我又回到这一问题上来是因为我最终对EATON研讨会的理论框架不很满意,这个研讨会就科幻小说(硬的和软的)的内部区别而言,呈现了我们当前面临的困境,但是我认为当下最迫切的事情是将科幻小说同那些对它日益产生影响的非科幻小说区分开来:一方面包括荒诞小说,另一方面包括"畅销书"或450页长的"主流小说"模式。当然,科幻小说中的科学这一问题至少在第一次的种类区分中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不论什么样的荒诞,其内部对科学的拒绝都要远远大于"软"科幻小说。但奇怪的是,这一问题从未被提及(女权主义科幻小说和荒诞小说中与之相关的问题也未被提及)。至于更糟糕的"主流小说"症状,我不知道我们已经开始公开的讨论它了(这一问题同系列小说的问题不一样);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许多最好的科幻小说作者正在被这种趋势侵蚀(包括"硬"科幻小说的一些作者——这是从黄金时代以来又一个非常基本的历史变化,因此,我认为,这至少在这里是一个相关的问题)。

  然而,这本选集是令人振奋的,因为它提出了有关当今科幻小说生产的问题;因此它或许与第三卷有关。象比利时出版的选集一样,第三卷不仅是欧洲式的,具有理论和历史的维度,而且也象美国出版的选集一样,非常关注当代生产。当然,我指的出版是由KASACK编辑的、由西德学者们所作的有关东欧科幻小说的研究的出版——我指的不仅仅是其中历史的或考古学的文章(有关BOGDANOV、EHERENBURG和CAPEK的耳目一新的文章),而且指的是那些有关当代东方科幻小说的溯源和早期乌托邦或解乌托邦在那个传统中所扮演的角色问题。这本书还包括一篇对AITMATOV在1980年写的小说持续一百多年的一天(使用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时所用的翻译标题)所作的评论的文章;包括对ARKADYSTRUGATSKY所做的并非独家的但却非常有意思的采访(他告诉我们TARKOVSKY影片偷猎者之所以采用这种宗教的、寓言的形式主要是因为电影制作人拍摄的路边的野餐这部电影的最初版本在技术上被证明是不可应用的);包括由ROTTENSTEINER写的一篇对波兰科幻小说所作的很有见地的评论;还包括一个40页长的、对前苏联、波兰等国家的科幻小说所做的评论的文献索引。KASACK的这部书并不完全是有关理论的;然而它提出了一个在另两本选集中尚未被触及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CHRISTINEENGEL的最初的论文中明确的提到过。CHRISTINEENGEL的文章驱除了一个我们经常忽视的种族中心主义的幻觉——实际上,这是一个到目前为止已被我的观点接受的幻觉。她提醒我们在当今的世界不是存在着两种类型的科幻小说(生命力很强的、"深受欢迎的"美国大众文化传统的文本以及孤立的、"文学性的"欧洲文本)而是三种。第三种文本,虽然同美国文本一样"深受欢迎"、广为流传,但却不是源于商业趣味,而是源于政治教诲或说教艺术的传统(除此之外,或许还源于淳朴的神话传说)。第三种类型主要包括前苏联的科幻小说(科学的荒诞),其中最好的作品决没有局限在"不一致"以及对这个"国家"的伪装的批评中。"不象你们,"在采访中一位科幻小说的作家这样说到,"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将最终变成现实。"ENGEL对两种传统(前苏联的和美国的)所作的粗略的比较如同她所提出的"综和"一样是一个有意义的开始:这种综合是将前苏联传统中的道德同美国文本中淋漓尽致的叙述和刺激性结合在一起的一种科幻小说。这种综合产生的意义在于,尤其对那些只深谙自身所处世界的读者而言,它承认了一个与我们自己截然不同的、科幻小说文化在今天世界中的存在。

【原文地址】http://www.culstudies.com/rendanews/displaynews.asp?id=3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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