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书写以及书写的“禁言之物”–horan (骆驼)

城市书写以及书写的“禁言之物”- –

                                      

作者 :蔡翔 

简介 :城市书写以及书写的"禁言之物"——关于《城市地图》的文本分析和社会批评

  上海的被重新"发现",似乎暗喻着现代性在当代中国的一种或者数种心理-价值指向:焦虑、失落、寻找、困惑、紧张乃至某种意义上的悄悄的自我期许。这样一种集体性的叙事——文学或者影视艺术的虚构、学院知识分子的讨论和著作撰写、媒体和出版业的疯狂生产,等等——使得"上海"远远超出了一座城市的自然意义,而转换为一个现代性的"民族寓言"。

  在某种意义上,"怀旧"构成了这一"民族寓言"的最普泛化的叙事背景——张爱玲、《良友》画报、摇着小铃铛的有轨电车、老年爵士乐、百乐门舞厅、珈琲店、石库门和新式里弄、南京路或者霞飞路……,正是在这样一种集体性的叙事中,我们感觉到的,并不仅仅是遥远年代的淡淡的回声,或者对已逝生命的哀婉的凭吊,甚至仅仅是一种时间的返回努力。实际上,我们感觉到的,更多的,是一种炫耀、一种夸张、或者一种链接的企图。而正是在这样一种"链接"的企图中,"现代",或者说,现代性的"进步"和"发展"获得了它的历史合法性的支持。因此,在更严格的意义上,"上海"已经成为这种集体性叙事中的一道摇曳的"风景",而按照槟谷行人的说法,这种"风景"的"发现",常常是"只有在对周围外部的东西没有关心的‘内在的人'那里,风景才能得以发现",或者说"风景乃是被无视‘外部'的人发现的"。1

  一些记忆被深深地埋藏起来,而上海的另一半的历史则被干脆删除,或者说它们已经成为叙事的"外部",这些"外部"包括:工人运动、棚户区、包身工和 "拿摩温"、底层贫民的生活……,而这些"外部"曾经一度进入过夏衍的《包身工》或者胡万春的《骨肉》之中。在某种意义上,这种集体性叙事所要完成或者已经完成的,正是对"革命话语"的颠覆,或者说,对更为完整的历史的修改,而在这种篡修中,一不小心,就留下了自己的阶级符号——严格地说,这种集体性叙事为我们提供的,正是一种资产阶级化的"想像空间",而在叙事中,这一"空间被视为理所当然,它被当成是‘自然的',而非社会生成的"。2

  当然,问题并没有如此的简单和外在,为了说明这一叙事的复杂性,我将选择《城市地图》来进行更为详细的文本分析。3在这本书中,我们将看到:不同记忆的历史对视、主体和他者、文化的等级制度、街道的退出和重现……,而更重要的,它还是一次叙事意义上的地理学迁徙——底层生活向城市中心的空间转换。在某种意义上,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上海"这一集体性叙事的起源:现代等级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等级生活是如何规训或者制约着人对空间的选择和转换,而这一选择和转换显然正是现代性的"中心化"过程。在另外一种意义上,这一"中心化"过程又必须依赖"禁言之物"的产生和存在。

  1,两种记忆的对视:上海的历史

  在叙事之外,或者说,上海作为一座自然的城市,东部或者苏州河以北,是这个城市传统的工业基地,包括现在的杨浦、普陀、闸北、宝山等区域,尤其是杨浦,不仅是上海,也是中国现代工业的发源地, 一些常见的资料都在指明:1890年,这里就有了中国第一所纺织工场——机器织布局, 1891年由李鸿章等发起设立了第一家新式制纸厂,1902年,则有了第一家绢丝厂……。4而在西部或者苏州河以南,则集中了这个城市的金融、教育、商业、贸易、娱乐、饮食等等行业,囊括了黄浦、静安、徐汇、卢湾等地,基本上也是上海传统的租界所在地。

  这种行业的分布,构成了这一城市明显的区域化特征,同时也有着极为强烈的人文地理的涵义——东部或者苏州河以北,是工人的集中地,也就是通常所谓的 "贫民区";而西部或者苏州河以南,则大都是这个城市的富裕或较为富裕的阶层,所谓的石库门、新式里弄和花园洋房大都分布在这一区域。就像本书的作者之一程小莹回忆的那样:"在我的感觉里,近代上海的开发是由东向西蚕食进展的,有很多人,包括外国人,到了上海,先是在东部的有些工业根基的黄浦江岸就近驻足,然后在一个厂子里做出来。随着城市的发展,个人财富的积累,他们的生活区域开始向西迁徙。东部便越来越适合成为工业区域,而西部便成为了生活区域。如果一个家族几代人都没有走出杨树浦,那么,这个家里的人大多便是在就近的杨树浦的工厂里做工了"。5这一区域化特征,实际上构成了这个城市的"底层"和 "上层"。1990年代以来有关"上海"的"集体性叙事",主要取自于它的"上层"地区,而东部或者苏州河以北,则成了这一叙事的"外部",实际上是被 "无视"的。

  也许,仅仅是一个偶然,2000年的《上海文学》设置了"城市地图"栏目,第一期就发表了程小莹的《杨树浦》,而后,又相继发表了李其纲的《浜北人》、殷慧芬的《虹口轶事》、丁丽英的《来吧,一个人的童年》、姚育明的《白菜找朋友》,等等。某种共同的记忆在这一"偶然"的刺激下开始无意识的复活,复活的还有城市下层的贫民生活,默默地和已成主流的有关"上海"的集体性叙事形成了一种对视,在对视中,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个上海。6

  尽管这个"上海",已经是1949年以后的上海,但是,1949年以后,虽然有过一定规模的城市改造(比如,全国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的修建),但是并没有在根本上消解上海的这一区域化特征。相反,在某种意义上,它仍然相当完整地保留了这一城市的阶级、文化、趣味、生活方式乃至地理空间的传统形态,并且,一直延续在今天的生活之中——"有许多时候,我会作些想像,本埠的电话系统如果有个仪器可以显示通话情况的话,那么,杨浦区与徐汇区这间的通话记录大概不会多;杨浦会经常跟闸北、虹口、宝山通通电话;而徐汇通常会与静安、卢湾保持联络。再进一步想像,这些通话内容,杨浦他们在商量再就业、工厂关门土地置换、解决危房简屋;……而静安、徐汇他们是在电话里悠然地讨论着时尚、外资、白领、广场绿地、新生代女性小说,诸如此类"。7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1949以后上海的东部或者苏州河以北的叙事,8实际上仍然有可能让我们回到这个城市的"起源"。

  所有有关现代都市的定义:"运动、流动性和无休止",或者它的描写特征——电车、高楼、街道、人群、酒吧、霓红灯,等等,在这样一个上海的记忆中,似乎很难找到它的物象诠释。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这样一种描写:

  "苏州河在这里很潦草地留下了三道湾,一条支流。湾叫朱家湾、潘家湾、谭子湾,支流的学名叫越彭浦,这里的人管它叫大洋河,大洋河畔有一个村,叫平江村,与三湾连在一起,就成了三湾一村。三湾一村连绵一体,补丁叠补丁般的棚户密密麻麻地拥在一起,足有十华里见方"。9

  这样一种描写方式,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在乡村小说里找到它的修辞学起源,而这种修辞手段的无意识延续,恰恰证明了"城市/乡村"的血缘联系:"三湾一村的人,老家大都在苏北,在黄河古道旁。……在20世纪的上半叶,即1949年以前,老家的人大面积出逃……到了三湾一村,成了‘隔篱唤取尽余杯'的邻居,彼此的经济地位是‘一只袜筒管'了"。只有通过一位中学教师的出场——"我们的中学班主任是从浜南来的,她第一次做家访。踏进三湾一村曲里拐弯的卵石小巷,三拐两拐就魅了、惑了,最终迷了路。她说:喔唷,比地道战里面的地道好好叫复杂了",才稍微点明了它的地理上的城市属性。

  在这样一片"棚户区"里,"街道"当然不可能存在——整洁的或者嘈杂的、摇曳着法国梧桐风情的街道,在作者的记忆里,它是一种"缺省"。但是,"街道"在叙述中的"退出",很可能还隐含着另外的更为深刻的意义。

  在几乎所有有关现代都市的叙述中,"街道"都会作为一个"公共空间"而出现,并在这个空间中,表现或者表演着城市人的冷漠、孤独、陌生或者安全。但是,这一公共空间并不是自然的,也就是说,只有依赖于人的个体性或者主体性,"公共空间"才可能出现并存在,在某种意义上,它正是社会生成的现代化形态 ——一个社会关系的领域。

  可是,在《浜北人》这样的作品中,我们实际上很难找到类似的现代性的城市空间标识,个人更多地通过另外一些空间形式而联系在一起——家庭、邻里以及工厂,并进而构成了一个类似于"族群"的工人区。

  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区域是"时间性"的——我们有时候,甚至很难分别得清楚,它到底是城市还是乡村?比如,"白菜跟着阿原走进了一片低矮的居住区,分子参差不齐,房子和房子之间的路泥泞不平,有人向外泼水,趟水的地方看上去很滑,墙角边沿都长出了绿苔",或者,"秋天的时候,乡下人用自行车驮着一筐筐青菜进徐镇路,那些矮脚菜非常结实,价钱也公道,两三分钱一斤。白菜家将青菜摊在屋顶上晒,晒得搭头粘脑了便用粒头盐搓,然后将它们腌在瓮中,再用几块花岗石压住,……"。10"腌菜"这个生活细节也被《浜北人》重复:"葛大妈和许许多多的三湾一村人家一样,每年一过重阳,秋霜一降,便开始腌制咸菜。从冬天到来年春天,三湾一村的大多人家,要靠着咸菜度日的"。颇有意思的是,"腌菜"这个细节还一直延续到工厂,比如白菜就经常"把这种金黄色的咸菜带到厂里请客,小姊妹们边吃边叫她绰号,她一点也不生气,反而觉得亲近"——在这一细节中,我们看到是,工厂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家庭生活的另一种延伸方式。而邻里之间也以一种类似乡村的亲情方式联结:"平江桥是平江村的一景,它的载重量有限,不能通机动车,到了夏天,自然成了平江村人纳凉的好去处。练二胡的,练笛子的,练淮剧的,练摔跤的,练鞭练棍练石锁的,也都爱往桥头去。……到桥头去练,是去讨掌声,讨人围观,图个热闹的"。11这一景象,我们可以在乡村或者集市看到。也许,我们可以用某部电影的片命"都市里的村庄"来命名这一区域。

  这一乡村的生活方式,产生于城市边缘与中心的对抗之中,同时,它也在一种近似于封闭的空间状态中,维持并延续着工人阶级的文化,或者说是一种"感觉结构"。这样,我们或许能够理解,为什么在这些作品中——《杨树浦》、《浜北人》、《白菜找朋友》以及《虹口轶事》等等——家庭、邻里和工厂成了反复叙述的对象,并且构成了主要的记忆来源。

  可是,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街道"的退出,实际上意味着的是,这一阶级被城市上层的拒绝,同时也是等级制度的一种强制行为,或者,我们用更为通俗的语词——仅仅因为"贫穷"所致。

  在这些作品的叙述中,贫穷似乎成了一种普遍的记忆,《浜北人》说,"我敢说,如若不是武斗,我和燕青见识面包的日子恐怕要推迟到猴年马月……长到十四岁,我和燕青还从来没有见过面包,若没有小学课本里《列宁的故事》,我们更是压根儿不知道世界上有叫‘面包'的东西"。贫穷使得这一区域的居民难以获得 "消费者"的身份,这也正是他们无法进入"街道/城市"的根本上的原因。他们在更多的时候,仍然是一个"生产者",即使在日常生活中。"腌菜"是一个经典的"生产者"细节,而在《白菜找朋友》中,我们看到,"那时,有钱的姑娘都穿花色尼龙袜。穷姑娘只能穿线袜。厂里有个小姊妹,手很巧,教了白菜一招,结果她花了四毛钱,买了四团彩线,按照小姊妹组织的图案,结出一双乱真的仿尼龙袜,而且还是中统的。白菜拎的线包也是小姊妹教会她的……"。程小莹在《杨树浦》中也回忆了这一"生产者"的细节,而在他的眼中,这一生产的过程更象一种艺术,比如他写师傅袁妙生修理自行车,"师傅会得做,有力气,一块扁铁,在他手里,当场拗得像模像样,打只眼子,旋一个木螺丝,便装得十分牢靠。他还是个很细心的男人,生怕扁铁会磕坏龙头上的‘克罗米',还包上了布。这一切,在师傅的手里,都是随便弄弄的,像没有做什么事儿一样。袁妙生对我说:‘什么叫工人?这就是工人。生活好的'。上海人叫干活为‘做生活'。袁妙生就是一口一个 ‘生活'"。"生产者"创造了这个城市,也为自己赢得了一个阶级的自尊。但是,在城市的消费社会中,他们仍然被异化为城市的"他者",而这,已经是 1949年以后的回忆。

  可是,对这个"他者"来说,他们和城市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是对抗或者紧张,相反,在更多的时候,还是一种"吸引/被吸引"的关系。在《杨树浦》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在杨树浦的工厂里,男女青年的约会,常常"定在这淮海中路的襄阳公园",更具意味的是在约会的路上,在车上,"女人坐下来,脸上还是漠然,似乎真正的爱情还不好开始,时间没到,地方没到。……在离襄阳公园越来越近的时候,女人在心里,渐渐的让男人靠近,有一种东西在他们之间交流,是一种酸楚,或是欢愉。他们最后还是被欢愉所笼罩了。乐此不疲"。类似的描写也出现在《白菜找朋友》中,一个同学为白菜介绍对象,特地说"男方住在淮海中路,在一所中学的实验室工作",而白菜最后答应见一面,也是因为"淮海中路这几个字也很吸引人啊"。在这里,"淮海中路"成为一个爱情的隐喻。但是,为什么是位居闹市的"淮海中路",而不是其他?比如大杨浦。这里的解释可能是多义的。但是,在根本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文化的等级制度。或者说,在一个实际上的等级社会中,文化也被等级化了。而处在低一等级中的人,总是渴望向更高等级的层次转换,在满足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城市的"中心化"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伴随着个人对自身的幻想:城市中心的认同、身份的置换、上层化的愿望,等等。换句话说,伴随着的,还是一种政治无意识。

  这种政治无意识有时候会通过"性"的隐喻出现,在李其纲的《浜北人》中,我们看到,平江桥上突然出现了"一个穿红线衫白短裤的女孩……我知道她是来平江村度假的。她……住在道道地地的浜南,住在外白渡桥附近的一幢小洋房里。外白渡桥——它对我、对燕青、对所有三湾一村长大的孩子们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它大概就像我们现在想像银座、想像曼哈顿。它太遥远了"。就像所有此类故事一样,燕青爱上了这个女孩——我们也许会联想到保尔和冬尼娅的故事——而在这个女孩的眼中,燕青就像罗丹的《掷铁饼者》,"那被夏天熏黑的、被石锁鼓捣出栗子般饱满肌肉的身体在内黄昏的光线下生动无比……女孩的眼眸里似乎有鸽子要飞出来"。也像所有此类故事一样,这一爱情终于夭折。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幅图景:在1969年夏天的一个下午,燕青爬上了外白渡桥的桥顶,登高远望,"我看见燕青在跨粱之顶一遍又一遍地向浜南方向睃视,他在找什么,我知道"。然后,燕青"从高高的跨粱之顶腾身而下。一朵巨大的水花砸在了苏州河河面上。…… 燕青……泳姿酣畅之级,波浪不停地在他的身边生出又消失,像行进的犁在土地上溅起泥浪。我很自然地想到了那个词:耕"。在平江村人的语言中,"耕"是一个指向性事的隐喻。但是,在对性的征服的幻想中,隐藏更深的,却是一种政治无意识,"征服"还直接指向了城市中心,指向这个中心的上层社会。显然,在性的幻想中,还包含了身份置换的政治无意识。

  问题还在于,就像吉登斯通常认为的那样,城市并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的根本性产物,同时还是一种寻找意义的场所。12正是这一"意义寻找",决定了城市中心的文化等级地位,也成为一个幻想的空间。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这一现代的科层制度,左右着叙事的地理学空间的迁徙。

  2,意义寻找和"禁言之物"的出现

  很多年以后,在记忆中,上海的东部或者苏州河以北,慢慢地变得宁静甚至高贵,如果把上海比作一个女人,那么,在记忆中,"杨树浦,是这个女人身上比较平易近人的一面。她给了我更多的是温情脉脉和眷顾,加助着我的身体与心智的发育,也给了我一点情欲的、粗俗的、野性的关照,让我琢磨出一点优雅和人性"。 13优雅和人性——这并不仅仅是一种溢美之辞,或者是一种记忆的修辞。在某种意义上,由于地理隔绝的原因,空间往往会演化成不同的阶级形态乃至阶级的生活形态。而在相对封闭的空间形态中,工人阶级的文化反而得以独立地生长出来,并通过家庭、邻里以及工厂代代相传。显然,这种阶级的文化形态,使得这个阶层的人获得了一种"感觉结构",而在这一"感觉结构"中,个人找到的是很可能是某种归宿感、安全感甚至是一种存在的自尊,并以此对抗着城市中心的压迫和控制。

  可是,在上海——或者所有的城市——社会底层和上层的的对立,并不永远是如此的壁垒分明。实际上,在城市中心的腹地,仍然生活着众多的贫民。沿着丁丽英、沈嘉禄等人的叙事地图,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城市贫民的生活场景:"这就是黑暗的楼梯口,窄窄的立足之地。这就是楼梯,几乎是垂直的,……这就是楼梯的扶手,照例是黑得发腻,走的时候最好把袖子收紧,以免因甩动粘着脏东西。木质楼板一踩就凹进去,等恢复了屈张度,便能听见预料中的‘扑扑'声……这就是肮脏而干燥的板材所发出的声音,跟新材料、新鞋子的‘咯吱咯吱'声可不同"。显然,"这儿并没有保留任何殖民时代残余的贵族气,或旧上海市民生活平庸的图景。这儿的风格只能说是不伦不类的,介于贫民窟和商业繁荣地段之间的某种不平衡"。14

  在丁丽英的叙述中,"石库门"的文化涵义——这种生长于"集体性叙事"中的文化涵义本身就显得那么可疑——消失了,它只是上流社会的一个肮脏的"后院":"这块空地变小变脏了。几块聚脂蓬幔把前后几个相互联通的小弄堂,一遮,一阻,便成了高级大饭馆鲜为人知的后院。活海鲜的宰杀和清洗,其他食物的前期准备工作都在这里进行。地上永远是湿的。到处是血糊糊的泥浆,偶尔还看地见田鸡的半截残爪,大王蛇卷曲的表皮,行人得踮起脚尖走路,因为害怕不小心踩到鱼的内脏……空气中充斥着血腥味,洋溢着没有及时处理掉的垃圾的臭气,而弄堂的另一头,飘来男子小便池和暴露在外的倒粪池的恶臭,混合在一起,简直叫人没法忍受"。

  在这里,在城市中心的腹地,差异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形成一种强烈的感官刺激。在这一刺激中,再也找不到"优雅和人性"的温情的记忆。显然,巨大的空间压迫使得底层被动地分散,从而无法构建起一个完整的阶级的文化形态,而离开阶级的支持,个人将游走于这种差异之间,并产生一种飘忽感。因此,沈嘉禄在 "小绍兴"酒店中见到的工人,就迥异于程小莹、李其纲、姚育明等人笔下的工人,"这些工人,满口苏北话,说得铿锵有力。他们是社会底层的人,并以此为自豪,也有点横竖横的味道"。15

  可是,在更年轻的一代人身上,在1990年代以后,社会重新的分层化过程中,这种所谓的"自豪"或者"横竖横"也逐渐地淡化乃至最终消失,而在更严格的意义上,也就是阶级意识的淡化乃至最终消失。

  于是,在《来吧,一个人的童年》中,出现了这样一个触目的概念——"羞耻":

  "突然妹妹感到很难过,既没有卫生,又没有煤气,类似的房子,她们都住过。她看见若贝尔文学奖得主君格拉斯写的文章,说他童年的时候家里怎样穷,厕所是几家人家公用的,那算什么?如果他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又会怎么说呢?况且他说的事显然发生在大战前,而妹妹她们看见的,则发生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所以妹妹只能感到羞耻。

  他的一个外国朋友曾打算让她领着参观上海的各个小角落,以便了解这个大城市的普通人的真实生活,被她拒绝了。被她生硬地拒绝了。因为没人能忍受这样的事实:前边的豪华酒店里正在公款消费二三千元一桌的宴席,而后边的石库门房子里,人们得坐在床沿就餐;因为没地方安装抽烟机,女人们很容易得肺病,男人们出恭则需要难堪地蹲坐在痰盂上。条件好的人家,使用带电泵的马桶,可它总不及真正的抽水马桶,随时会有一股臭气窜上来。没人能忍受他们眼睛所看见的这一切,这日常的缓慢的痛苦,这饱含隐痛的麻木,这无助,这拮据,这窘迫。妹妹很清楚,谁都没法真正理解这一切,除非你在这里生活过,何况一个外国人呢?当然,她没法领他去到处看了。想到这些房子内部的黑暗,她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力气朝它们举起指点的手指。她只知道自己感到羞耻。那是一种很难向人启齿的羞耻"。

  在这里,我们很难深入到"妹妹"的内心深处,来探究所谓"羞耻"的真正涵义。但是,我们能够感觉到的是,"羞耻"真正消解的,很可能是"主体/他者"之间尖锐的对立,或者说,"他者"不再举起反抗的义旗,而是潜在着一种向"主体"转化的身份置换的意图。

  于是,"命运"也再一次被提及:"妹妹说,不知道什么原因,一些人终生有福气住高楼大厦,出门坐轿车,另一些人,却连最起码的深层空间都没有,做人的尊严肯定大打折扣。姐姐说,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命运吧。妹妹说,命运难道真的是随机的吗?……"。

  在这样的疑问或者不甘中,所谓的"风景"——文化上和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人的空间——也随之在叙述中出现,"她望着对岸玩具般大小的上海大厦,明珠塔,高层建筑,情绪终于平静下来"。记忆将被深深地埋葬,尽管它有时候也会惊鸿一瞥,但是,它已经不可能左右人的实践。相反,阶级记忆将阻碍人的"主体性"的确立。在这里,我们实际看到的是,主体性或者个人,同样来自于某种"制度"的建构。正是社会的重新分层以及随之建立的强大的意识形态,向人发出了 "召唤"。也就是说,城市提供的"意义寻找",实际上已经被意识形态化了。

  所谓的"主体性"实际上正是这样被"制度"建构起来,在意识形态的"召唤/质询"机制中,个人将重新辨别自己的身份,以试图在业已意识形态化的空间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同时也力图得到主体的认同。在这个意义上,上海的西部或者苏州河以南,就并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自然地理的概念,同时还是现代的、时尚的、高雅的、富裕的、上层的……,等等。因此,它直接指向的,往往是一种"成功"的象征或者暗喻。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所谓的"意义寻找"实际上提供了一种"身份置换"的可能。

  在于是的《仙霞 水城》中,出现了两个身份暧昧的女孩:"我"——叙事者,一个自由撰稿人;阿May ——酒吧的临时老板,即将远渡日本。仙霞/水城分别是上海西区交叉的两条道路,一条是仙霞路,另一条则是水城路,位于虹桥开发区的中心。在上海近20年的现代化发展中,虹桥开发区日渐繁华,外商云集,也是"成功人士"集中居住的区域。因此,在新的上海词典中,这一区域已经意味着层次或者意义的空间化标志。

  我和阿May都是上海女孩,但是她们在仙霞/水城的身份却是"房客"。显然,空间的迁徙,提供了叙事的隐秘意义。"仙霞/水城"成为一个象征性的空间,在这一空间中,个人获得了身份置换的可能,同时开始自己的"意义寻找"。

  但是,在阿May这里,"仙霞/水城"仍然只是一个临时性的空间,充其量,也只是人生旅途中的一个中转站,因为她的"男朋友在日本,是一个日本人"。对她来说,"搬家"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概念,"你想住在哪里?——日本。或者日本领事馆旁边"。重要的,也许并不在于"仙霞/水城"和"日本"的空间差异,而是它们之间在某种意义上的同质性,或者说,它们都已经成为"现代"的象征。而在尚未完全进入这个"现代"之前,"我"或者May,"始终都有种身处异乡的感觉",孤独、焦虑、寂寞、彷徨……,都来自于这一"进入"的过程。

  而在这一"意义寻找"的过程中,"街道"重新进入了叙述:"这么仔仔细细地走过仙霞路……这个上海西部有着幻景一样名字的一条重要的马路"。这条马路的诱惑来自于它的夜晚,"当居民区的灯光一盏一盏地灭了,外面的街道上才开始灯火明亮,真正开始夜生活"——发廊、酒吧、茶坊、咖啡馆、小吃店、"罗森" 便利店,"人满为患"。

  一个饶有意味的细节,是"我"和阿May站在一家夜总会门前,"‘星光灿烂'的门口横着一张广告画,女人被男人逼到墙角的样子……除了女人的口红都是黑白的,显得很刻意地去强调口红的性别意味……这样的一个夜总会,白天只看得到这幅画,晚上只看得到三角几何样式的大规模复杂霓虹,以及人影绰绰"。这幅广告似乎成为了一道城市的隐秘之门,在门背后,隐藏着这个城市的秘密——一个有关今日城市下层的秘密。可是,叙述者似乎已经消失了那种探究秘密的欲望,这里,当然存有性别的原因,比如说,"这里都是给男人去的KTV,两个女孩子跑进去要唱歌不要太奇怪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把它抽象化,并视为某种"禁言之物"的象征。

  一切有关城市下层贫民的生活,在叙述中都程度不同地成为了某种"禁言之物"。比如那个卖烟的男子,"属于那种猜不出年龄的外省男人。他(们)肤色黄里加黑,皱纹密布但不会全都因年龄所致。脸色和所有面部器官的颜色都不新鲜地失真、变色。包括耳朵和牙齿。他们的衣着不会超出藏青和黑色两种颜色,古老的 80年代罩衫、夹克和西装。他们一定是做过很多又脏又累的活儿,也总是守在霓虹的世界门口,门口的暗处里"。或者那些"做操的打工弟弟妹妹们"——"我看到他们瘦瘦的腰身,她们的辫子、她们不具有上海味道的脸,这些人看上去真的都差不多,我认不出来谁是曾经看到过的,谁曾经收过我的钱。如同买了那么多次香烟,那些卖烟人的脸,从来都辨认不出来"。个体永远都是"现代"的,而在"现代"之外的个人,则只能成为"辨认不出来"的群体,而这一群体的"身份"又是非常暧昧的,并且无法生长出"现代"的意义。因此,也无法成为叙述的焦点。他们的存在也就自然地成为"禁言之物"。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种尖锐的对立:"风景"(文化上和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人的空间)与"本土"(被剥夺了资源的、无权无势的当地人的空间)的相互对立。16但是也正如槟谷行人所说,"风景"的发现,必须依赖于对"外部"的无视。当城市下层无法生长出"现代"的意义,或者说无法使人成为"现代" 的个体,它就自然地成为"外部"或者"本土"。同时,只有当这一"外部"或者"本土"成为"禁言之物"的时候,"风景"才能得以发现,并使自身也成为"风景"的一个部分。

  在这个意义上,城市成为了一种寻找意义的产物,这一意义包括完成身份的置换。城市中心也更多地成为一种"风景",一种有待进入的现代性的"风景"——我、阿May、卖烟人、打工的弟弟妹妹,"一样说着普通话,打工、做梦,企图改变自己的生活"。

  显然,在社会重新分层的过程中,城市中心再次成为意义的象征,叙述也开始走出城市下层的记忆,并且融入"上海"的集体性叙事之中。在这一想像中,"老上海"和"新上海"并没有根本的区别,本身即是现代性的意义产物,它来自于重新开始的个体社会的历史化过程。

3,"街道"的重现与职业化的空间想像

  城市下层生活的记忆淡化乃至消失,在某种意义上,或许与"家庭"在叙述中的退出有关。的确,从2001年开始,随着更年轻的作者进入"城市地图"的写作,我们就很少看到再有类似于《杨树浦》、《浜北人》等作品出现。相反,叙述的空间对象逐渐向城市中心转移——比如,于是的《仙霞 水城》、走走的《当警车撞上岗亭》、史学东的《一周半》、草木的《茂名记事》,等等。然而,在这些作者当中,并非所有的人都出身在这些区域,或者说,她们中间一些人的家庭生活与她们叙述的空间对象仍然有一定的地理距离。"家庭"在叙述中的退出可能与此有一定关系。

  但是,由于退出的往往是城市下层的"家庭"记忆乃至重新叙述,问题就开始变得复杂起来。在某种意义上,家庭正是原始的政治"细胞",保护并传递某种文化传统。古德纳根据肯尼斯·凯尼斯顿的研究曾经指出,许多美国60年代"新左派"的年轻的激进分子往往出身于"旧左派家庭",而1789后法国大革命传统也在家庭里传递。17芭芭拉·埃伦赖西在谈到自己的立场时,也说"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我来自一个带有劳动阶级知识分子烙印的家庭:家庭成员并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但阅读广泛而且热衷于激烈讨论"。18因此,对于更年轻一代"家庭"记忆的缺省,可能正意味着,在这一时代,某种"革命"传统在家庭的中断,或者,在更严格的意义上,工人阶级的集体意识在今天实际上已经无形中被社会消解。19

  当整个社会都在重新进行分层的时候,即使贫民家庭,也不可能置身其外。相反,它们对"成功"的渴望更为迫切,并企图以此来改变自己目前的身份和经济地位。因此,即使最为普通的家庭,在对子女教育的投入上,也是极其的慷慨。这种慷慨,显然正是建立在对"产出"的期待上。

  当家庭或者阶层的记忆不再,甚至成为某种新的"禁言之物",个人便很自然地将叙述的空间对象向城市中心转移——正是在今天,城市中心重新成为了意义的产物。因此,在这些更年轻的作者的叙述中,"街道"的描写明显增多,比如:"我喜欢茂名南路的清晨。马路颜色洁净,宁静中夹杂着匆忙的脚步声。酒吧门户紧锁,人烟殆尽当中却仿佛遗漏出缕缕清香"。20再比如:"欢齐下午茶咖啡厅沿着街是一排落地玻璃窗,玻璃窗的上部掩着乳白色的垂直遮阳伞,底下摆放着枝繁叶茂的蔷薇和郁金香的假花,新拓宽的华山路街景就在人为的繁华似锦中有了春的颜色"。21或者:"衡山路这条街是很安静的。望出去满是落叶。那对面的公寓房在每平方米万元以上。现场的爵士乐非常缠绵奢侈,就像太浓、太浓的咖啡,让耳朵不能呼吸的享受着"22。

  "街道"在叙述中的大量出现,恰恰意味着叙述者对"街道"的成功进入,也就是说,"风景"和"本土"的对立已经消失,叙述者本身已经成为"风景"的一个部分。

  这种"成为"在相当的程度上依赖着叙述者的职业化特征,在这些更年轻的写作者中,职业作家很少,她们本身就是这个城市的"白领",写作往往只是她们的一种业余爱好。因此,在她们的写作中,职业特征几乎无所不在。

  在近二十年的上海,随着大量的外资和合资企业的涌现,大批的高级写字楼也出现在上海的城市中心。这不仅为知识分子提供了许许多多的职位,从而使他们的 "向上"不再受阻,同时也给他们提供了新的空间占有的可能性。在走走的《当警车撞上岗亭》中,有一个细节也许能够说明这种"职业"与"空间"的关系:"她从南京西路的边门出来,直接进了马路对过的‘东申食府'。三层楼,狭长的店堂,每天中午都挤满了等吃饭的人们。……到这里来吃饭的人十有八九是从马路对面的嘉里中心出来的,所以基本上和她都属于同一阶层,……"。

  如果说,在1980年代早期的城市叙述中,比如王朔的小说,我们常常会见到那些身份(职业)暧昧的人物,整日游荡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并成为小说的叙述视角,那么,在今天的城市叙事中,这些人物已经很难见到。不仅叙事者,叙事中的人物也已职业化。而通过这样的叙述视角,"空间"与"职业"的关系就显得非常密切。我们不能想像,作者怎样让一个高级白领进入民工的居住区域。23而在这种叙述视角背后,我们实际看到的正是,新的职业化的空间想像和占有欲望。

  显然,因为职业的关系,使得更多的年轻人得以进入城市中心,并开始展开自己的想像,这种想像隐含着对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资源的空间争夺。这样,我们或许能够理解,尽管她们沿着"老上海"的路线图在行走,但叙述出来的更多的却仍然是一个新的、时尚的、消费的、更现代的上海。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她们的想像是纯粹审美的、自由的,或者个人的。空间的进入,首先意味着的是身份的置换,而这种置换,在某种意义上,个人还必须转化为消费主体。在这里,消费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实践。因此,在《桂林路100号或行走的米脂》中。我们就能读到这样的描写:"像米脂这样八十年代末期就到上海的孩子,是基本上让人觉察不到她的身世。她去找淮海路的裁缝师傅为她做真丝连衣裙,她用细软的五月花的餐巾纸,还有她冬天也习惯穿着短袖的毛衫,独自一个人去逛太平洋百盛和华亭伊斯丹,用AUPRES护肤和小瓶的CHRISTIAN DIOR香水。她在一点一点褪却着自己原来的影子"。24

  类似的描写在这些作品随处可见:襄阳路服饰市场、百盛购物中心、法布其诺、美美酒吧、港汇广场、四星贵都和五星希尔顿、迪厅JJ,等等,等等。

  就像陶东风所指出的那样,在今天,对于一个人的身份、地位的划分,越来越摆脱传统的依据(比如出身、门第、内在德行)等,而转向消费方式、生活风格、文化品味,等等。因此,消费方式同时也是社会结构方式的反映,也就如费塞斯通所言:"当人们消费商品的时候,社会关系也就显露出来",所以,当代社会的身份系统越来越趋向于建立在消费方式上,而不是其他差异(比如家庭出身、亲属关系)上。25这也是"家庭"在叙述中退出的一个侧面的原因。

  可是,在这种消费方式中,实际上隐含的,是更为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然而,所有的不平等,均已作为"禁言之物"而被叙述遮蔽。都市在这种有意无意的遮蔽中,提供的是一种平等的消费假象,同时提供的,还有疯狂的感官的刺激和各种身体体验。正是在消费社会中,日常生活被审美化了,而在审美化的日常生活中,掩饰或者遮蔽着种种的社会差异和更为残酷的真实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所谓的"审美批评"在今天会显得日益的虚伪和苍白无力。

  的确,在这一现代的空间形式中,人开始作为"个体"出现,家庭、阶级、门第、内在德行……,一切可以成为背景的社会关系都开始淡化,乃至最终退出了叙述。可是,叙述并没有因为这一"个体"的出现,而显得多姿多彩。相反,阅读的感觉,却会沿着类的特征发展。显然,所谓"个体"更多地具有了"单向度的人" 或者"内面的人"的意味。

  空间在这里具备着更多的组织形态的意味:消费方式、出入场所、购物品种、街道和风景、恋爱的细节,乃至生活中的郁闷、失恋的痛苦和情绪的波动甚而发泄的方式,都有着无意中的叙述的雷同痕迹。而在这种雷同后面,隐藏着的,可能就是鲍曼所谓的"生活政治",也就是说,现代性的力量"已经从‘制度'转移到了 ‘社会',从政治转移到了‘生活政治'——或者说,已经从社会共处的宏观层次转移到了微观层次"。在这种"生活政治"的控制中,当代人已经不可能"根据自己的想像和决心来指引自己",也不可能"自由地、胡乱地、随心所欲地建立自己的生活模式"。生活中有了新的"戒律",就好像我们现在在公众场合已经不好意思再用手绢,而是使用"五月花"餐巾纸一样。而"这些戒律是生活政治的结果,是生活政治的转变,塑造和重新塑造了这些戒律"。在这一意义上,所谓现代的个体,仍然是被政治的话语框架塑造或者建构出来的。当然,在今天,所谓的政治控制,也更像鲍曼所形容的,就像"旧有的在外地主",实行统治,但又不实施现场的行政管理。26正是权力的这种不在场的特征,使得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尖锐的冲突得以缓解,并与现实形成了某种过于"甜蜜"的关系。

  当然,这并不是说,个体与现实之间的冲突也就此中止,相反的是,在叙述中,冲突依然存在,并以此带动情节的向前推进。但是,与其说这是一种尖锐的冲突,不如说只是个体在融入这一现代的空间之中所发生的一些"摩擦"。

  在这一摩擦中,"街道"成为一个表演的空间,一些故事开始发生、上演,又最终落幕:爱与分手;等待;午夜的独白与徘徊;破碎之发财梦;孤僻与孤独;清醒以后迷醉;快乐的虚幻意义;等等。如果说,《杨树浦》等作品更多地使用"记叙"的手法,以展示记忆中的城市下层生活,那么,这些故事更多指向叙事者的 "内面",因此,经由"描写"而达到的是一种"表现"的叙事效果。

  可是,这些故事并不新鲜,在网络、媒体、影视、或者小报副刊上,我们也能依稀见到。我们不知道,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是生活本身已经标准化或者模式化,以至于再也难以提供新鲜的故事,还是叙事者的生活体验只是大众文化的一种无意识的"移植"。或者,在更极端的意义上,我们今天的生活,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某种建构。这并不是本书的问题,而是普遍见之于当下的"城市书写"。

  但是,这些故事仍然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新鲜的视角,透过这些视角,我们得以见到个体是怎样被建构出来,又是怎样进入城市的中心,成为风景的一个部分。在这一进入的过程中,一个概念闪烁在叙述当中,这就是"行走"的概念。故事中的人物似乎永远在行走,白天或者黑夜,街道或者广场。他(她)们似乎有着一个共同的身份:"租屋者"(房客),这一身份意味深长,或者说,这就是一种未完成的现代性。在这一未完成的过程中,个体只能永远向前。离开"记忆"的支持,也就失去了与历史的联系。不深刻,但是鲜活。个体飘浮在或行走在"街道"上——"一辆高速行驶的快车,行程被安排得很满,它在每一站的停靠时间都是有限的。过了站的我不会再返回。我酒醉佯装糊涂时,却可以回到曾经停留的地方,在遗忘之后它会是一片新天地"。27

  在城市的另一面被遗忘之后,便相应地成为书写的"禁言之物",也正是这一"禁言之物"的存在,才保证了叙述的空间迁徙,同时消解着"风景"与"本土"的尖锐对立。

  在这一叙事意义上的地理学的空间迁徙的过程中,我们实际看到的,可能正是有关"上海"的集体性叙事的某种"起源",这种起源来自于现代性的"塑造"或者"建构"。在现代性的召唤中,都市成为一道"风景",并制约着相关的城市书写。而"禁言之物"的出现,则意味着"风景"与"本土"之间尖锐的对立开始消解,不,应该说,是整个的城市底层被深深地遮蔽,乃至彻底遗忘。

  这种遮蔽或者遗忘,正显示了城市内部的一种"殖民关系"。然而,这种关系更多地却以一种文化的普遍意义出现。这种普遍意义所形成的话语框架,塑造或建构了所谓的个体或者主体性。因此,叙事上的空间迁徙,也正显示了"他者"像"主体"转化并进而得到认同的企图。而对于城市底层来说,身份置换的要求,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显得更为迫切和强烈。这种要求的迫切性和强烈性,使得这一阶级的集体意识轻易地涣散,传统中断的结果,使个人处于一种"失忆"的状态之中。

  对于当代中国来说,这一现代性尚处于一种未完成的状态,这种状态既提供着"向上"的承诺和机会,同时也会继续制作出更多的"禁言之物",残酷的真实存在也将被继续遮蔽。而支持这一遮蔽的,同时也来自于我们的文学书写,以及支持这一书写的某种文学观念。可是,另一个问题仍将长期地困扰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城市书写"实际上很难走出这一文化的等级制度。
2003年11月22日于上海

  1 槟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第15页 北京 三联书店 2003年出版

  2 里兹·庞蒂《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地理学——女性的空间?》 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第318页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年出版

  3《城市地图》金宇澄主编 该书选辑的是《上海文学》2000年——2002年"城市地图"这一栏目中的部分文章。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2年出版

  4 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第14-15页 上海 上海书店 1984年影印出版

  5 程小莹《杨树浦》 《城市地图》第10页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2年出版

  6 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可以作为一个经典的案例,来说明文学生产机制中"内/外"之间的辩证关系。

  7 程小莹,杨树浦》 《城市地图》第1-2页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2年出版

  8当然,上海的"下层"并不仅仅局限在它的"东部或者苏州河以北",另外还散落在"西部或者苏州河以南",这一点,丁丽英的《来吧,一个人的童年》、姚育明的《白菜找朋友》等作品中都有详尽的叙述。

  9 李其纲《浜北人》 《城市地图》第59页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2年出版

  10 姚育明《白菜找朋友》 《城市地图》 第150、147页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2年出版

  11 李其纲《浜北人》 《城市地图》第65页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2年出版

  12 参见包亚明《后现代性与都市研究》 《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第11页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年出版

  13 程小莹《杨树浦》 《城市地图》第13页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2年出版

  14 丁丽英《来吧,一个人的童年》 《城市地图》第39页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2年出版

  15 沈嘉禄《美食街》 《城市地图》第79页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2年出版

  16 包亚明《后现代性与都市研究》 《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第11页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年出版

  17 艾尔文·古德纳《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第90页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年出版

  18 芭芭拉·埃伦赖西《在谈职业管理阶级》 《知识分子:美学、政治与未来》第175页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年出版

  19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老上海"的叙述中,却大都围绕"家庭"的记忆展开,比如陈丹燕的《上海的金枝玉叶》、程乃珊的《上海探戈》,等等。

  20 草木《茂名记事》 《城市地图》第163页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2年出版

  21 向轩《宿命里的女人》 《城市地图》第229页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2年出版

  22 萧萍《桂林路100号或者行走的米脂》 《城市地图》第196页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2年出版

  23 另一个对照是,一些外来的写作者,在她们的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反而是这些"游荡者",比如,记者、求职者,等等。叙述者通过这些移动的视角,进入上海的"本土"。像张曦的《小艾求职记》、指北的《上海之环》,等等。

  24 萧萍《桂林路100号或者行走的米脂》 《城市地图》第190页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2年出版

  25 陶东风《审美化、生活方式与消费文化批判》 当代文化研究网

  26 参见鲍曼《流动的现代性》第10-19页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2年出版

  27 于田儿《遗忘之后》 《城市地图》第309页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2年出版

  原载当代文化研究网 www.cul-studi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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